4月24日，是闻名前史学家阎崇年90岁生日。是日晚间，他来到北京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总店，同日子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宋志军畅叙“我与清史研讨”。尽管现已到了耄耋之年，老人家缓步代车，仍旧精力矍铄，笑言晚餐时还吃了两碗寿面。

  作为前史学家，阎崇年从事史学研讨已逾一个甲子的时刻。在这绵长的学术研讨中，清史始终是他用力最勤、效果最多、影响最大的范畴。清史研讨的魅力安在？他在清史研讨的关注点与治学办法是什么？清史研讨与其他学术研讨的联系又是什么？如何将学术研讨与群众出书相结合？阎崇年与宋志军在对谈中环绕为人与治学、研讨与出书的主题与广大读者进行了共享。

  对谈真实开端前，阎崇年还接受了汹涌新闻记者的采访。他和记者说，读书能使人康寿，不只添加才智，还添加健康的寿龄。“我最近在读三本书，这三本书都让我写序文，我的习气是必须先看书，再写序文，不然就无的放矢，心里没数。这三本书分别是《北京的胡同》、《我国古籍修正技艺》，以及本年是我登上央视‘百家讲坛’二十周年，其时先讲的是《清十二帝疑案》，后来出书书名就叫做《正说清朝十二帝》。”

  “《正说清朝十二帝》由中华书局出书后，二十年来出书了十八种不同的版别，印了估量有一百万册，到现在还在热销。这次是出书二十年了，预备出修订珍藏版。修改特别用心，一个字一个字从头校对，下了很大功夫，能够说是精雕细镂。这本书现已印好出书了，我重头读了一遍，写下序文。”阎崇年说。

  对谈开场，阎崇年介绍说，自己从北京师范大学前史系结业后，在持续研讨前史课题时，先是挑选了先秦史。一次，他把自己写的文章拿给我国科学院前史研讨所（现我国社会科学院）清史研讨室主任杨向奎先生点拨，后者鼓舞他找杂志宣布。

  “现在年青的朋友宣布论文很困难，其时更难，由于就两三个杂志。过了一个礼拜，杨先生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，说你在北京，干吗研讨先秦史？先秦史是人家西安的事。先秦的考古开掘在西安，在北京看开掘陈述是二手资料，不是榜首手。你应该研讨清史，由于你在北京，明清的首都在北京，明清宫殿档案在北京，重要的古典文献都在北京。并且清史其时研讨人很少，杨先生说清史是一块处女地，随意丢个种子就有收成，这话对我影响太大了。”阎崇年说，学术研讨要慎始善终，“选定一个方向最重要，那是1963年，从那时到现在六十年了，我一直在研讨清史。”

  清史从努尔哈赤建国算起，到宣统三年（1911）历296年，能够说是卷帙浩繁。“我开端找的切断是研讨康熙，看前史资料如坠入雾海，没边没影、不前不后。苍茫中，我得到了北师大前史系系主任白寿彝先生的点拨，他说树有根、水有源，研讨清史必定从它的‘根’和‘源’上下手。清朝前史的‘根’和‘源’在啥当地？当然在关外，所谓它的龙兴之地。如此我就从头开端做，从清朝的开国史开端研讨。这么一做便是六十年，常有人问我懊悔不懊悔？我说不懊悔，这条路走对了。”

  1983年，阎崇年榜首部学术著作《努尔哈赤传》正式出书，其间甘苦备尝。他介绍说为了研讨努尔哈赤，他从1963年到1973年先是花了整整十年时刻。“我完全是看原始资料，用倒查的办法，从元末明初，他们的老祖宗建州女真领袖猛哥帖木儿开端捋，看了明朝的实录、清朝实录，包含朝鲜李朝的实录，用了十年时刻写成论文。本来论文想在社科院威望期刊《前史研讨》上宣布，但其时还在‘文革’后期，修改让我在文末再加一段研讨努尔哈赤对反修的含义。一位教师劝我，加这样的一段文章就废了，不如把文章搁抽屉里，将来有时机再说。”

  阎崇年回忆说，“文革”完毕后自己研讨努尔哈赤的文章才得以在大学学报上宣布。“我把文章给白寿彝先生看，他告诉我其时还没有人写《努尔哈赤传》出书，我又做了收拾和弥补，才在1983年把这本书出出来。从研讨努尔哈赤到出书，前后整整花了二十年。我敢说一句话，跟努尔哈赤有关的各种资料，汉文的、满文的，我都见过，也领会到了王国维所谓做学问的榜首重境地，‘昨晚西风凋碧树。独上楼房，望尽天边路。’能够说每研讨一个问题，要望尽一次路，如此不断地望尽天边路，不断地行进。”

  在阎崇年看来研讨前史最困难的，是用他人没有用过的史料，说他人没有说过的义理。“举个比如，北京昌平区有个‘平西府’，相传是吴三桂的府第。在当地的村子里也的确有座铜井，井盖还铸有龙纹。老北京有句话，‘二环以外无王府。’明朝的藩王都在外地，清朝的王爷都在北京，现在的二环以内，这是定例。为什么五环外的昌平出了个王府？我翻了能翻到的许多汉文资料，并没有相关记载。”

  阎崇年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只能去查满文资料。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意外查到一份《康熙满文朱批奏折》，记载了一则奏报康熙帝的御批奏折，具体记录了行宫城池、房子、游廊等数量，正好与昌平“平西府”一带发现的城墙和护城河等遗址相吻合。尔后，他又和其他专家一同从我国榜首前史档案馆的满文奏折中，查到了康熙五十七年关于兴修行宫王府的开工奏折，地址正是前述“平西府”所在地。结合其他史料，阎崇年结论，“平西府”其实与吴三桂无关，而是康熙兴修的郑家庄行宫、王府。从开端考证到最后发布效果，总计花费了一年多时刻。

  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”在阎崇年看来前史是人文科学，更需求多了解实践，为此他曾在80岁时登上海拔3800米的布达拉宫。“从2004年到现在，这二十年间，我一方面读书，一方面走路，这个收成是在书斋里学不到的。我算了一下，从我们国家最北端的漠河、黑河，包含现属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（海参崴）、哈巴罗夫斯克（伯力），最南端我去到三沙市；从最东边的滨海之都日照，到最西边口岸城市霍尔果斯，我都去过。”

  游览走读的效果之一，便是2018年在三联书店推出的原创学术专著《森林帝国》。阎崇年以为，过往许多学者称满洲东北归于草原文明，其实不对。“我们假如去过呼伦贝尔，站在那一看，天似穹庐，一望无际都是大草原，找棵树都很困难。但东北是森林，不是草原。我从山海关向北穿过大兴安岭、小兴安岭一直到黑河，到哈巴罗夫斯克，满目都是森林，森林蔽天，不见日月。”

  “经过调查我得出结论，东北是森林文明，不是草原文明。东北的林海雪原怎样放牧牛羊？满族是打猎民族，打猎飞禽走兽，骑射是他们先人的文明。而从满洲人渔猎经济的围猎方法中，逐步孕育出‘统合’认识，并运用到政治、文明等方面，统合不同民族、不同生产方法人群为一体，树立八旗准则，以满洲、漠南蒙古和部分汉人的三股力气问鼎华夏，树立清帝国，并保持了268年之久。”阎崇年说。

  《森林帝国》出书后，被称为是阎崇年给学术界奉献的榜首部森林文明民族开展简史、榜首部森林帝国史。书中初次提出中华古代文明五种文明形状：华夏农耕文明、西北草原文明、东北森林文明、西部高原文明和东南滨海及岛屿海洋文明，并论说了文明统合的相关概念。

  对谈中，宋志军提问道，阎崇年先生选定清史研讨60年，与此同时，满学这个学科实践上也是阎崇年拓荒的，他还研讨北京史。“除了专以外，还有渊博，怎样样看待治学道途上的专精和渊博间的联系？”

  “尽管袁崇焕是明代人物，但清承明志，明朝不了解，清朝就搞不明白。别的明和清是相互敌对的，你从明朝看清，它的问题看得很清楚。反过来从清朝看明，也看得很清楚，这就叫辩证敌对统一来调查问题。”阎崇年介绍说，自己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任职于北京社会科学院前史研讨所，“所里要点研讨北京前史背景和文明。其时开学术会议，我就找学术的穿插点。努尔哈赤和袁崇焕穿插，袁崇焕是努尔哈赤的克星，袁崇焕被皇太极给克了，所以皇太极又是袁崇焕的克星。研讨北京史绕不开袁崇焕，北京的龙潭还有袁崇焕的祠堂，东花市斜街还有袁崇焕的墓。所以我在清史和北京史之间找一个穿插点，便是袁崇焕。”

  “做学问，用梅兰芳先生的话讲是‘少、多、少’。他唱戏开端少，会一出戏，后来多，能唱好多出戏，最后又少。我问过梅葆玖，梅老先生能够唱多少出戏？他说父亲有或许能够唱百十出戏。但到了晚年，梅老先生便是《贵妃醉酒》《世界锋》《穆桂英挂帅》《霸王别姬》等，我数过，他就演五出戏左右，常常唱这五出戏，由少到多，由多到少，这便是精。”

  “同理，换到学术研讨也是三个字：榜首是约，精约的‘约’，开端看《东华录》的资料。后来就多，数十万字乃至百万字地看，也便是‘博’。最后又少，少到很精，少到研讨努尔哈赤就能变成一本书。这样的一个进程便是‘约、博、通’，到了‘通’就能够成家了。”阎崇年说。

  谈到人生90年的领会，阎崇年也给出了四个字，对待作业要“敬、诚、淡、静”。“我有三个‘有幸’：榜首，我同龄的同学、搭档，很大一部分现已作古，我有幸还有户口本；第二，健在的许多同龄的同学、搭档大都出不了家门，日子不能自理，我还能自在活动；第三，我现在90周岁，日子能够自理，上午、下午、晚上分三个时刻段，一周作业7天，没有休息日。膂力跟年青时比肯定是不如了，但我仍是尽自己的力气，就像蚕吃了桑叶然后把丝吐出来，蜜蜂采了花蜜把蜂蜜献给人世。只需我的身体答应，仍是要生命不息、斗争不止。”